基于以上认识，
在彭州市这些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中，
彭州竹瓦街两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窖藏，
无疑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文化资源和亮点之一。
四川大学三星堆与古代文明研究所所长
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
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长彭邦本，
就这批青铜器的深厚学术底蕴，
结合彭人历史等相关资料，
对彭州一名的由来，
作下文以供探讨。
1959年，彭州（时名彭县）濛阳镇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惊世出土，发掘出21件极为珍贵的青铜器，该器群被藏于一个大型夹砂灰褐粗绳纹陶缸（出土时已碎）中，计有青铜兵器13件，尊、罍、觯等青铜礼（容）器8件堪称重器，其中的两件商代青铜觯，分别铭有文字“覃父癸”、“牧正父己”。尤为引人注目。
其后1980年，在仅距上次发现的窖藏位置25米之处，再次出土青铜器窖藏，同样藏于一个夹砂灰褐大陶缸（出土时也已碎）中，共19件青铜器。其中兵器15件，礼器（罍）4件。其埋藏方式、青铜器器型、纹饰均与1959年出土窖藏青铜器相似，其铸造和埋藏时间也应与之相近。
随着近年来四川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和古蜀文明研究的长足发展，以上两次出土窖藏青铜器及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，不断得到进一步彰显。早在第一批窖藏资料发表之后，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即研究指出，两件分别铭文为“覃父癸”、“牧正父己”的商代青铜觯，乃是商朝晚期两个家族之器，应是蜀人参与武王伐商之役的战利品或周王赐品。
川陕蜀道上的陕西省宝鸡市和陇县，就曾分别发现同样铭文的青铜器，足以为证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云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、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，武王伐纣，战前与武王一起举起武器宣誓的联军中包括：“友邦冢君御事，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亚旅、师氏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。”并特称其中著名的八个古国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”为“西土之人”，在《华阳国志》等文献记载中充当讨伐商纣的主力前锋。
武王要求其与参战盟军“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”！全军立誓要“尚桓桓，如虎如貔，如熊如罴”！坚决战胜敌人。宣誓之后，史载西土之师士气“勇锐，歌舞以凌殷人，（迫使）殷人倒戈。故世称之曰，‘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’也！”正是担当先锋，信守誓言，勇猛杀敌，“歌舞以凌殷人”，使殷人士卒前徒倒戈，史载联军在甲子朝一举灭亡了殷商王朝，而西土八国等参战诸侯的上述战功，也得到了周王室的重赏嘉奖。
故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克商之后周人的行动曰：“乃罢兵西归。行狩，记政事，作《武成》。封诸侯，班赐宗彝，作《分殷之器物》。”刘宋裴駰《集解》引郑玄云：“宗彝，宗庙樽也。作《分器》，著王之命及受物。”
显然，彭州竹瓦街出土窖藏青铜器中的商式青铜觯、尊等礼（容）器，本为殷人铸造之器，即来源于上述此种隆重的赏赐。结合《尚书·牧誓》中西土八国清楚地包括“彭”人亦即“彭国”之人的记载，很显然，竹瓦街窖藏铜器之主应该就是位于彭州一带的上古彭国的君主（或至少顶级贵族）。
《尚书·牧誓》明确称“彭”等八国位于西土。对此，西汉孔安国《传》曰：“八国皆蛮、夷、戎、狄属文王者国名。羌在西蜀，叟、髳、微在巴蜀，卢、彭在西北，庸、濮在江汉之南。”
唐代孔颖达《疏》解释云：“此八国皆非华夏，故大判言之，‘皆蛮、夷、戎、狄属文王者国名’也。此八国皆西南夷也。文王国在于西，故西南夷先属焉。大刘以蜀是蜀郡显然可知，（故）孔不说。又退庸就濮解之，故以次先解羌，云羌在西蜀。叟者，汉世西南之夷。蜀名为大，故《传》据蜀而说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：‘三蜀之豪，时来时往。’是蜀都分为三。羌在其西，故云西蜀叟。叟者蜀夷之别名。故《后汉书》兴平元年马腾、刘范谋诛李傕，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。是蜀夷有名叟者也。髳、微在巴蜀者，巴在蜀之东偏，汉之巴郡，所治江州县也。卢、彭在西北者，在东蜀之西北也。文十六年《左传》称庸与百濮伐楚，楚遂灭庸，是庸、濮在江汉之南。”
很显然，汉晋时期，蜀已经是后世四川盆地的通称或曰“大名”，以江州亦即今重庆市为核心的巴郡只是其“东偏”或曰“东蜀”，故彭国位于其西北，亦即彭位于成都平原之北，恰好与后世彭州的地理位置吻合。由此看来，竹瓦街窖藏铜器的主人决为先秦古老的彭人，竹瓦街所在的彭州一带，应就是先秦西土彭国之所在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《正义》引唐代《括地志》亦云：“益州及巴、利等州，皆古蜀国，陇右岷、洮、丛等州以西，羌也。姚府以南，古髳国之地。戎府以南，古微、卢、彭三国之地。濮在楚西南，有髳州、微、濮州、泸府、彭州焉。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。”可见该书也把西土八国定在周之西南。惟其将古彭国、彭州定在“戎府以南”，或是“戎府以北”之讹误。但其又将诸濮之州定在楚西南，则符合楚国早期位于丹淅二水流域的史实。
根据先秦文献，彭姓为我国最古老的族姓之一，早在虞夏时期，就活动于东亚大陆东部。至商周之际，其支系经由早期曾经生息繁衍的汉江中游彭水一带，辗转迁徙落脚于巴蜀地区。上述文献记载，以及巴蜀地区的渝东南的彭水、彭溪，川北阆中的彭道鱼池、彭道酱池，川西彭州、彭山等地名，以及巴蜀地区的彭祖等彭人传说，都是彭姓支系曾在其地生息繁衍的遗迹，而以彭州为其核心都邑。以上传说和遗迹，蕴含有古老的历史信息。如彭州一带至今流传着彭人参与武王伐纣、击鼓进军、立功受赏的传说，显非前人向壁虚造。
进而言之，以上古老传说，虽然在秦并巴蜀以后可能遭到排斥而湮没。但仍然不仅在上述文献中留下了若干蛛丝马迹，而且得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层出不断的考古发现的印证。彭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即有先民繁衍生息，到商周之际，不仅有相继出土的高规格王侯级先秦青铜器窖藏，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先秦考古发现，而且紧邻举世闻名的广汉市三星堆古蜀文明都邑，属于古蜀文明的核心区域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已经初步揭示：竹瓦街一带存在大型周代聚落遗址，其等级、规模很可能与比它更早的三星堆古都遗址，或与之时间更为接近的金沙遗址旗鼓相当，是史籍失载的古蜀文明都邑，地位十分重要。相关考古信息还反映，这一大型遗址在周初以来，存续了较长时间，也与竹瓦街两次窖藏铜器的厚重丰富内涵契合。
冯汉骥先生曾深入研究1959年出土的第一批铜器，敏锐地指出其兵器“时代早晚并不一致”，其中“戈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末季”；戈与戟的形制、花纹“亦当不晚于春秋初期”，“大概为四川本地所铸”。其礼器除2觯1尊可以明确为殷器外，其余5罍的形制、纹饰“大体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皿”，但又有独特的地方风格，“所以可视为蜀土本地所铸”，铸造（和埋藏）时间“可以晚到西周末或东周初”。由此与其他相关资料互证，可知竹瓦街一带的彭国可能延续存在于整个西周甚至春秋时代，因而留下了前述古老的彭人传说。
为何“彭”作为地名没有直接从先秦流传下来，而是在秦灭巴蜀后长期以“繁”、“繁县”为名？
从姓氏源流来看，彭应为自称，彭人自有其古老的语言（方言），虽然在血脉、文化源流上亦近于华夏，但与秦人的语音容有差异。彭、繁二字属双声，其韵部亦略相近，分别为前、后鼻音，故大致可以通假。这大概就是秦人以“繁”为名，设立“繁县”的原因。直到唐朝才正本清源，拨反其正，更名彭州，并延续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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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6-1-24 15:58:02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