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州，这座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千年古城，自古便是蜀地文明的摇篮。北纬30°的神秘经纬线穿越此地，孕育了三星堆、金沙遗址的古蜀密码，也滋养了历代文人的诗性灵魂。从王勃“芳郊花柳遍，何处不宜春”的盛赞，到陆游“一朵妖红梦里看”的牡丹追忆，彭州的山川风物始终是诗人笔下的灵感源泉。
而在这片土地上，唐代诗人高适与杜甫的足迹尤为深刻。高适以彭州刺史的身份在此主政，杜甫则在颠沛流离中视彭州为困顿生活的希望灯塔。他们的诗作，不仅记录了个人命运与时代的碰撞，更让彭州成为盛唐至中唐文化转型的见证者。
公元759年夏，59岁的高适自长安赴任彭州刺史。彼时的他，虽因平定永王璘之乱有功，却因朝中谗言被贬外放。赴任途中的《赴彭州山行之作》，正是其复杂心境的写照，也是他上任途中的第一条“朋友圈”：
“峭壁连崆峒，攒峰叠翠微。鸟声堪驻马，林色可忘机。”
诗中，彭州山水的雄奇与旅途的孤寂交织。峭壁峥嵘、鸟鸣林幽的景致，暂时抚慰了诗人“路长愁作客，年老更思归”的羁旅愁绪。这种对自然的沉浸，既是对仕途失意的逃避，亦是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高适在彭州所写的其它诗歌中，凡涉及当地风光的莫不如此，这决不是一时的偶然，而是彭州雄奇秀美的山水给他的诗歌注入了新的元素。
高适在彭州只生活了不到一年半时间。然而，据《彭州历代诗钞》载，高适在彭州的诗作一共有六首，即《赴彭州山行之作》《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》《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》《赠杜二拾遗》《寄宿田家》《酬裴员外以诗代书》。
作为彭州最高行政长官，高适的诗作中少见边塞诗的金戈铁马，却多了几分对民生疾苦的关切。他在任期间，曾多次接济流落成都的杜甫，赠米赠粮，解其燃眉之急。杜甫在《酬高使君相赠》中感慨：“故人供禄米，邻舍与园蔬”，字里行间尽显患难真情。
杜甫与彭州的缘分，始于乱世中的一次生死相托。安史之乱后，杜甫携家逃难至成都，高适时任彭州刺史，不仅资助其修建草堂，更以“人日诗”缔造了一段文学佳话。
“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怜故人思故乡。”（高适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）
这首写于正月初七的诗，以“明年人日知何处”的苍凉发问，道尽乱世飘零的无奈。十年后，当杜甫在湘江舟中重读此诗，高适已逝五年，他含泪写下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》，一句“迸泪幽吟事如昨”，将友情升华成跨越生死的文学对话。
杜甫对彭州的依赖，更体现在生存层面。困顿时，他直白求助：“为问彭州牧，何时救急难？”（《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》）；安定后，他细数彭州风物：“稻米炊能白，秋葵煮复新”，甚至将彭州禄米的香甜写入诗行。彭州于他，不仅是友情的象征，更是乱世中难得的温饱依托。
地理的避难所
彭州北依龙门山，南接成都平原，险峻与丰饶并存。对于高适，这里是宦海沉浮中的一方静土；对于杜甫，则是烽烟之外的桃源。丹景山的层峦、湔江的流水，既提供了创作素材，也抚慰了诗人的焦虑。
文化的共生性
彭州自古是道教发源地与佛教圣地，儒释道交融的文化底蕴，与诗人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、乱世修心的需求不谋而合。高适的“忘机”之叹、杜甫的“草堂禅意”，皆暗合此地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传统。
友情的见证者
高适与杜甫的交往，始于盛唐梁宋漫游的青春岁月，终于蜀中的暮年相扶。彭州作为这段友情的枢纽，见证了从“诗酒唱和”到“生死托付”的情感升华。他们的诗作，让彭州超越了地理意义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“君子之交”的象征。
今日的彭州，仍可循着诗句触摸历史的温度：丹景山的牡丹，依旧绽放着徐太后笔下的“脸边脂”色；小鱼洞的飞瀑，仍似李调元诗中“喷薄溅蓊茸”的激流；天彭门的险隘，还在诉说王闿运“诸物夐自绝”的登临豪情。
而高适与杜甫的诗篇，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。从高适的宦游山水到杜甫的草堂悲欢，彭州承载的不仅是两位诗人的命运起伏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。
在这里，个人的困顿与友情的温暖、自然的壮美与文化的厚重，交织成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。或许正如苏洵所言：“居斯乐，不乐不居也”——彭州之魅力，正在于它让每一个驻足的灵魂，找到了诗意栖居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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